中國經濟國際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中國經濟周刊》首席攝影記者 肖翊 攝）

　　中國經濟周刊-經濟網訊 12月22日，以“中國企業的全球競爭力”為主題的第十八屆中國經濟論壇在人民日報社舉行。會上，中國經濟國際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就中國經濟供給側結構改革問題發表演講。他認為，經濟供給側結構改革應當“圍繞一批具有重大潛在紅利的事項”加以推動。

　　黃奇帆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圍繞制度問題、企業動力問題、技術創新、創新驅動問題、資源要素供給問題和勞動力、人才供給問題——五個方面的核心要素、經濟要素進行制度化的結構性改革。一旦改革推動到位，一定會產生改革的紅利，生產關系調整之后帶動生產力的發展。針對當下，黃奇帆列舉了六個方面他認為可以推動的、具有重大潛在紅利的改革，而這六個方面其實都是黨中央、國務院近年來已經在安排和著力推動的重大改革事項，它需要我們各級干部具體貫徹落實，并使其執行到位。

　　第一、對外資金融機構開放

　　經過40年改革開放，我國引進的外資幾乎等于全部工商產業資產的30%，這也是中國進出口50%的推動力量。但是，我們在金融領域的基礎性制度開放不夠，目前外資金融機構只占整個中國金融資產的百分之1點幾。我們在三個方面的開放度有限。首先，外資不能辦某些類別的金融企業，或者不能展開某些新業務，這是市場準入的門檻問題。其次，即使準入了，還有股權比例的限制。第三，即使工商注冊登記了，還有營業范圍不能做。由于各類限制性過多，一些外資銀行跟一個辦事處也沒有多大區別。

　　中央高度重視這件事。從去年4月份到現在，中央有關方面的四個部委，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人民銀行、銀保監會和證監會，相繼出臺了64條很具體的開放性規則，其中有24條是關于市場準入的，有11條是關于股權比的，有29條是關于經營范圍的。準入類方面強調在準入前給予外資同等國民待遇，股權方面可能會逐步讓外資控股甚至獨資設立境內金融機構，營業范圍方面則放開各種各樣業務許可。這64條到位的話，相信今后幾年會有一波非常熱鬧的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的潮流，有可能帶進來一年幾十億、幾百億美元，10年時間就有幾千億美元資本金，會帶來上萬億美元的運行資金，如果轉化為人民幣的話，那就會產生7萬億、8萬億人民幣資產，增加了金融供給側的力量。到2030年以后，外資金融機構占中國全部金融資產的比例，從現在的1點幾%漲到10%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開拓服務貿易領域

　　我國進出口貨物貿易從1979年的200多億美元增加到去年的4.3萬億美元，并有4千億順差，成就斐然。但是我們在服務貿易領域尚未充分發揮潛力，目前一年一般是7500億美元左右的規模，逆差3000億。服務貿易每100億營業額，有70%左右能形成增加值；貨物貿易100億營業額，只有25%左右是增加值。我們服務貿易加貨物貿易一共是5萬億，順差只有1千億；但是用增加值來算的話，我們還是虧的。全世界100多個國家的服務貿易逆差加起來一共7千億美元，我們就占了3千億，約40%，逆差過大。其次，我們現在做的2千多億美元的服務貿易出口，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的，我們缺少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和高附加值密集的品種。再次，中國的貨物貿易運行過程中必然伴隨的服務貿易業務，比如保險、清算結算、物流，大部分被境外企業做了。我們因為缺少自由貿易的制度安排，使得這一塊做不大。

　　黨中央國務院十八大以來推出自由貿易試驗區，就聚焦貿易自由、投資自由、資金流動自由、物流倉儲自由、人員就業流動自由、數字貿易自由等六個方面。服務貿易業務可以有幾十個大類，2千多個小品種，這些都跟這6個自由有關。自貿試驗區的探索為中國解決服務貿易的瓶頸、短板創造了條件，將給中國的服務貿易帶來發展的春天。10年、15年以后，相信中國的服務貿易可能從現在的7500億翻一番，就是1.5萬億，翻一番半就是2萬多億，如果那時候逆差不是擴大一倍而是縮小一半，也許就一兩千億，這將是給中國經濟帶來幾個百分點的一個動量和紅利。中國在進出口貿易上，今后10年真正的動力、紅利，高質量、高效益的業務，體現在服務貿易上。

　　第三、農民工落戶城市

　　80年代農村承包制改革釋放了勞動力到城里，產生了轟轟烈烈的城市化過程，這是巨大的勞動力釋放。但是在農民工問題上，有一件事目前各地區還沒有做到位。這件事恰恰就是黨中央國務院十八大以來大力倡導的，中央提出到“十三五”末要實現2億農民工就地落戶城區，其中有1億在沿海城市落戶，1億在內陸城市落戶。這有非常重大的戰略意義。中國目前還有近3億農民工，不能落戶城區使得這3億農民工的勞動壽命減少一半。我國城市職工一般60歲退休，農民工一般干到45歲左右，年齡再大沿海城市的企業一般就不招聘他了。他本來可以干到60歲，現在只到45歲，少掉了15年，少了15年就等于就業工齡少1/3。農民工在正常上班的時候，一年12個月總有兩個月回家探親，這兩個月回家相當于一年的1/6。1/3+1/6=1/2，理論上農民工的工作壽命，因為是農民工狀態而不是戶籍狀態，大體減少一半，就是3億人減少一半。所以戶籍制度改革不僅是改善農民工待遇的問題、人權的問題、對農民關愛的問題，同樣也是生產力問題，是人口紅利的問題。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號召，黨中央已經提出這件事，我們要著力落實，誰把農民工的城市化戶籍制度做好，誰就是贏得未來10年、15年主動發力的城市。哪怕你這個城市現在有1500萬人，如果里邊有900萬農民工，如果不做好這件事，讓農民工今后10年不能落戶，可能10年以后有500萬人被別的地區吸收了。1500萬人口的超級大城市可能就變成八九百萬，變成第二等級的城市。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重大紅利的措施，地方應該把它當作重大措施狠狠抓一下。

　　第四、延長女性退休年齡

　　婦女從上世紀50年代起，退休年齡比男士早10年，50歲一過就退休了。她要比男士提早10年拿養老金，一個月1千多塊，一年就是1萬多塊，10年就是10多萬。她又少交了10年養老金，每個人在崗就要交養老金，一年差不多一個月1千多塊，一年1萬多。一進一出一年兩萬多，10年20多萬。以6億城市人群來說，有3億婦女，3億乘上20多萬就是60多萬億。分攤到40年，每年相當于增加1萬億養老金，必將緩和許多省份養老保險資金鏈緊張的情況。實際上婦女壽命比男士高5歲，你如果問她自己愿不愿意上班，大多數愿意上班。在法律意義上，應該形成60歲同工同酬同年齡退休。如果以后想要延長退休年齡，男性和女性共同從60歲延到65歲，把這件事改好了，不僅一年產生一兩萬億紅利進醫保，而且還能多了幾億婦女10年的工作，又產生勞動力紅利。

　　第五、降低運輸成本

　　中國所有的貨物運輸量占GDP的比重是15%，美國、歐洲都在7%，日本地方只有百分之5點幾。我們占15%就比其它國家額外多了幾萬億的運輸成本。中國交通運輸的物流成本高，出了基礎設施很多大一部分是新建投資、折舊成本較高以外，相當大的部分是管理體制造成的。由于我們的管理、軟件、系統協調性、無縫對接等方面存在很多問題，造成了各種物流成本抬高。在這個問題上，各個地方，各個系統，各個行業都把這方面問題銜接一下，人家7%，我們哪怕降不到7%的GDP占比，能夠降3-4%的占比，就省了3-4萬億。舉一個例子，我們有十幾萬公里的鐵路，這些鐵路花掉近10萬億的資金，卻只運輸了中國全部貨物的6%。其余的94%，汽車大體上運了84%-85%，飛機、輪船、管道運輸也運一些。因為把貨物轉到火車上很麻煩，大家就把東西裝上汽車，上千公里開出去，汽車燒的是油，火車燒的是煤，運輸成本是火車的3倍。我們幾十年開發區修的公共設施叫七通一平，但七通里沒有鐵路通。以前有一個規矩，只要一個企業有幾十億產值，火車就要開到廠里去。現在幾百億的企業貨物運輸，全靠卡車拉，這都是不對的。美國的鐵路是100多年前造的，美國現在的貨物運輸量有20%是鐵路運的，這就是節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很多浪費。

　　第六、有效配置城鄉土地資源

　　由于城市用地的集約性，一個農民在農村的宅基地等建設性用地平均為250平方米，在城里的建設性用地平均為100平方米。全世界城市化過程中，不管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由于城鄉的變遷，人口集聚到城里，農村里的宅基地等建設性用地會大幅度減少，就使得農村耕地數量相對增加，所以沒有出現耕地短缺的問題。但我們的農民是兩頭占地，他到城里來算一波人，但是在農村里，宅基地還是留著的，我們的耕地因此就短缺了。宏觀上城鄉資源沒有流動，沒有配置，這就造成我們耕地短缺，住宅用地少，土地供應成本高，整個城市的房價也會高。

　　這里有一個城鄉建設性用地指標增減掛鉤總體平衡的問題。如果一畝宅基地產生200萬元，1億戶家庭大概7千多萬億畝宅基地，如果有一半實現了城鄉之間增減掛鉤的轉換，就是3500萬億畝。一畝地20萬的話，就是7萬億，就是農民的一筆原始資本。在這個過程中，守住了國家法律規定的三個紅線：第一，不能把集體所有權變成私有權。第二，守住耕地紅線，把宅基地變成耕地，把耕地變成城市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形成平衡。第三，維護農民的利益，這個過程使農民因宅基地的這個指標轉換增加十幾萬、二十萬。三個有利，形成有效周轉，這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以上六條，每一條都是制度性、機制性的改革，每一條都體現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各種文件當中，早就提出來了。只要落實到位、執行到位，都會具有上萬億價值的改革紅利，把這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干好，我們國家一年就會新增幾萬億紅利，GDP增長不是保5問題，而是達到6%理所當然。

　　(責編：楊曦、莊紅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