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銀川當地頗具名氣的民營企業家，也是掌政農村資金物流調劑中心(下稱“掌政中心”)的創始人。他是從掌政鎮走出去的農村娃，賣過菜、擺過攤、當過廚房里的小伙計。他就是掌政中心董事長康永建，只因偶然看到一則“閆家村百信資金互助合作社”的新聞，點燃了他的“農村金融夢”。

　　然而，實現夢想的過程是曲折而艱辛的。由于寧夏并不在政策允許的六個試點省市范圍內，“合作社”的路子就這樣被堵死了。那段時間，康永建把各種政策文件翻了個遍，卻始終沒能為自己心中的“農村金融機構”找到一個合法的“身份”。

　　最后，四處碰壁的他干脆直接給當時的寧夏回族自治區主席寫了一封信。就這樣，康永建的夢想照進了現實，而在中國金融歷史中就出現了一種全新的農村金融形態——掌政中心。

　　第一財經日報：掌政中心的名字很特別，你當初對它的定位是什么？

　　康永建：因為在當時的政策框架下，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身份”來成立這個機構，后來是在相關部門不斷地協商和努力下，才確定了這樣一種形式。“掌政農村資金物流調劑中心”這個名字是由當時政府部門的領導定下的，我剛看到這個名稱覺得很陌生，“資金”、“物流”、“調劑”三個不相干的詞湊在了一起，整個就是“四不像”，這和我原本創立互助社的思路完全不同。提出來之后，也完全沒有一個范例可供參考，更談不上一個準確的定位。只是，我是從農村過來的，一直與農業和農民打交道，知道他們的難處，希望為村民們做點兒什么。雖然金融行業給人的印象是高不可攀的，但這幾十年經商的經驗讓我感覺到“涉農金融”可能是未來的一個趨勢，也是一個商機。

　　日報：經過幾年的摸索，現在你們已經形成了獨特的“掌政模式”，但三大核心業務之一的“農資信息”這塊并不賺錢，為什么還稱其為核心業務？

　　康永建：我們的名稱里有“物流”這個詞，最初說的物流是要做實的，但我們倉儲、資金、運輸各方面實力都不夠。最后，我們把“物流”轉成了物資信息。比如說國家有購買農機的補貼政策，我們就跟相關的部門合作，農民需要什么我們就把信息輸送過去。這樣一來，農民買的農機設備既能享受國家的補貼，我們也可以從中進行貸款支持，還方便了農戶。同時，這里面還涵蓋一些防范風險的性質。首先，我們保證了農民購買農機、器械、種子等的品質，這就直接影響著貸款的回收。其次，我們直接把貸款打給了廠商，也避免了他們將貸款用在其他地方。所以，盡管“農資物流信息服務”不賺錢，但是它是貫穿我們所有業務始終，最重要的一部分。

　　日報：掌政中心成立五年了，只出現過一筆“壞賬”(因為借款人意外死亡)，你們當初是如何設立起風險控制體系的？

　　康永建：那一筆“壞賬”在掌政中心這里并不是真正的呆賬。當時，借款人的家人主動跟我們說，“就算砸鍋賣鐵也會把錢還了”。后來，了解情況后，我們不但沒有催收欠款，反而免了利息，又重新貸了一筆錢給他們周轉。現在這筆錢一直在慢慢地往回收，這和銀行所謂的“壞賬”是不同的。可能別人會覺得農民的“金融素質”不高，但我是從農村出來的，我了解農民，他們是非常重視信譽的，這才是我們設計風控體系時一個最核心的東西。我們給農民綜合打分，評價他們的信譽、人品、在村子里的口碑、吃苦精神、商業頭腦。通過跟他們的充分交流，讓他們親自填表，我們與農戶成為了朋友，也得到了一些真實的信息，最后再對這些信息進行跟蹤和分析，風險防控的點點滴滴在操作流程中都有體現。還有就是，我們非常清楚農戶的資金需求，比如說農民的承受能力只有5萬，你貸給他50萬，這壓根就不合理，也肯定會有風險。

　　日報：對于很多涉農金融機構，如農信社，內部治理結構是它們的短板，也是阻礙它們發展的一大障礙，你當初是如何考慮這一部分的？

　　康永建：由于掌政中心在注冊形態上仍是股份有限公司，所以在股東人數上是有限制的，即不能超過200人。我們的第一批股東人數為199人，其中九成多是農民股東。當時，在法律限定的范圍內盡可能多地吸收股東并不是為了資本金，更重要的原因是希望借助農民股東，讓我們更好地融入農村社區，與農民建立密切的聯系。同時，大量的農民股東也保證了即便掌政中心的規模不斷擴大，我們也不會偏離“農民資金互助”的初衷。目前，我們的7名董事中，有4名是農民代表。

　　日報：對于掌政中心的未來，你有什么新的設想？

　　康永建：經過這幾年的摸索，我認為“掌政模式”是可行的，也是可復制的。所以去年我們又在掌政鎮周邊的四個鄉鎮設立了“咨詢服務點”，現在運行得很好。未來，可以設立更多的服務點，幫助更多的農戶。農民的需求很旺盛，當務之急是解決我們的資金問題。盡管得到了政府、農民的一致認可，但我們的“身份”問題卻始終沒有得到解決。我們現在做的是低收益的涉農貸款，繳的卻是公司類的稅，負擔太重。國家倡導的直接融資、農業保險、銀行再貸款等等，我們都主動去接洽，但也得不到任何與“三農”有關的優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