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衛先生1993年創立順豐,現任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他率領公司創業起步、走出華南,一路發展為中國最大的民營物流企業。2017年2月正式以“順豐控股”上市以來,取得相對年化股東總回報16%的佳績(截至2020年10月),領先行業。同時,作為一家上市不足四年的年輕公司,其近期在資本市場的表現頗為亮眼,美元市值已比肩上市愈40年的全球物流業巨頭。
順豐是國內領先的快遞物流綜合服務商,已建立為客戶提供一體化綜合物流解決方案的能力,同時也是一家具有網絡規模優勢的智能物流運營商,擁有對全網絡強有力管控的經營模式。自2009年起,順豐已連續11年在國家郵政局公布的快遞服務滿意度排名中蟬聯“快遞企業總體滿意度”榜第一。
Q
您如何定義作為一個企業的最高領導者是“成功”還是“失敗”?
王衛:我認為成功的企業需要實現價值創造。為社會創造價值,為員工創造價值,為客戶創造價值。只有回歸到本質的價值創造(即“因”),企業才能獲得長期發展、社會認可以及市值提升(即“果”)。如果一味追求“果”,忽略“因”,那就會徒勞。
現在有些企業有很多創新或顛覆,但其實是在損耗和破壞價值。企業領袖需要思考在這個過程中究竟是為顛覆而顛覆,還是為創造價值而顛覆?究竟在為社會和下一代創造價值更多,還是破壞更多?
我認為成功的企業需要實現價值創造,為社會創造價值、為員工創造價值、為客戶創造價值。如果一味追求‘果’,忽略‘因’,那就會徒勞。
Q
當您回顧過往領導順豐的經歷,您認為做對哪幾件事使您的企業在競爭對手如林的環境中脫穎而出?
王衛:第一,轉變經營定位、選對路。順豐原來做快遞,2017年開始轉型,投資科技、做智慧供應鏈。
第二,有了方向和定位不代表有能力,因此在選對路之后,順豐成功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組織模式、人才能力、企業文化、激勵模式等配套機制的調整。
第三,在這個過程中,培育了豐巢、順豐快運、順豐同城、順豐地圖等一批企業和老板,這些企業現在都受到了市場資本的認可。
Q
具體來看,順豐在業務轉型或組織變革中是否遇到過阻力?有哪些經驗能夠與我們分享?
王衛:2015年時,順豐在組織變革中遇到阻力、進入“生死邊緣”,但我們在這個過程中看見問題、不斷解救,最終從深淵中爬出來,反而造就了新的能力。
當時,我們認為新的架構模式更適合某類專業的發展,就很快把主體組織劃分成不同的BU/BG,大家以為只要把資源傾斜到我自己的事業部,我的發展就一定比原來好。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忽略了共享資源的效益,引起成本上升、專業能力下降。
后來,我們調整了架構模式,實行戰略合、經營分、資源共享。
戰略合:集團管戰略和融資,統一各個BU的戰略規劃、融資決策;
經營分:日常經營,例如投入多少、發展節奏怎么樣、用誰、薪酬獎金給多少,都由BU自行判斷;
資源共享:例如我們的銷售是拉通去看,因為不同的BU去銷售一個客戶,一定會引起客戶反感。相反的,我們共享客戶資源,為之提供解決方案,這樣對單一BU而言,通過雙算、引流等利益引導機制,也會有更多獲利。另外,我們還積極打通后臺資源,例如人才、信息科技、大數據等,這些模塊不能分家。
總結下來,組織變革中千萬不要掉進這種誤區:不是什么東西都要單獨一個事業部,一定要將前臺、中臺、后臺適當組合。
Q
您如何看待上述變革過程中一開始的彎路和“遺憾”?
王衛:企業在變革過程中的“遺憾”多半是因為一把手能力或性格的不完整造成、進而影響了整個組織。每個人都有長板和短板。例如,如果企業領導者喜歡聽好話,那么公司里吹牛拍馬屁的人就會多;如果領導者喜歡聽問題,那么這樣的人就會少。還有就是在知識和能力層面,是否具備了組織變革的經驗,并認清順應未來科技發展需要什么。
另一方面,我并不認為“遺憾”是失敗。任何有“遺憾”的地方,如果能夠加強和提升,把它變成強項,就會是未來最大的爆發點所在。如果當初不掉進“深淵”,我們就永遠沒有辦法長出這種能力。
任何有‘遺憾’的地方,如果能夠加強和提升,把它變成強項,就會是未來最大的爆發點所在。如果當初不掉進‘深淵’,我們就永遠沒有辦法長出這種能力。
Q
有觀點認為,相比西方企業,中國及東方企業家人治多于法治,因此魄力有余、韌性不足,您如何看待?
王衛:什么環境長出什么樣的動物和植物,為什么它能夠在這個環境中成功,是因為它具備克服這個環境客觀條件的能力,但這不代表它在另一個環境中也能成功。在西方成功的企業家不一定能在中國成功,用在中國一樣的模式去西方也不一定能成功。因此,如果企業要走全球化,一定要因地制宜地結合當地特點才能做好、做大、做強。
歸根結底,人治有人治的好,法治有法治的好,只是需要看在什么階段人治多一點,什么階段法治多一點。我也期望盡可能把企業做成管理機制,但最終這些管理機制還是需要人來遵守,否則也是形同虛設。
如果企業要走全球化,一定要因地制宜地結合當地特點才能做好、做大、做強。
Q
在帶領企業應對來自新冠疫情的沖擊時,您有哪些心得?
王衛:疫情之下,我們必須做得更主動。疫情之初,我們調度了所有物流資源來協助抗疫,例如從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實現航空物資運輸,盡管飛機空著出來成本會很高;我們也發放了補助,鼓勵員工在疫區留守。這些都取決于你覺得自己應不應該這么做、以及是否敢于這么做,來為社會提供價值。
Q
面向未來,您覺得企業領袖們最大的挑戰可能會是什么?
王衛:例如阿里、京東、亞馬遜等互聯網、科技業巨頭有商流、物流、現金流的全方位競爭力,他們不止在沖擊一個行業,也引起其他行業的激烈競爭。傳統企業如何能夠找準定位突破口,沖破“三流合一”的包圍,對企業而言是全方位的考驗。如果能在與巨頭PK的過程中脫穎而出,那代表企業的能力,包括技術能力、專業能力、內部治理能力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得到了真正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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